□ 雨山 

    近几年，“大陆新儒家”的概念兴起，颇有跟“港台新儒家”分庭抗礼的势头。如果做一个未必十分准确，但却简单明了的划分：“港台新儒家”是以上世纪中叶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为代表的，强调心性道德修养、内在超越的现代新儒家；“大陆新儒家”则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兴起的，强调春秋公羊学、儒家制度建设的现代新儒家。

　　佛教哲学以心性论见长，港台新儒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佛教哲学的影响，佛教哲学在港台新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beat365唯一官网副教授张云江新近出版的《唐君毅佛教哲学思想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港台新儒家与佛学的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港台新儒家虽然被冠以“港台”之名，但其根子还是在“大陆”，无论牟宗三还是唐君毅，上世纪中叶以来的港台新儒家，在大陆时都受到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的很大影响。熊十力的思想体系很宏大，用今天的话来说，颇有点“会通中西印（中国、西方、印度）”的味道。熊十力的门人曾经概括过熊十力的治学，用西洋哲学的“思辨精密”建立体系，再用印度佛法“荡除知见”，最后归于儒家“尽人合天”。唐君毅的治学道路与此颇为类似。早年，唐君毅受到西方哲学新实在论的影响，把“形而上本体”看成是一种“抽象的执着”；受到熊十力的批评后，开始逐渐认识到东方哲学中“道德自我”的意义，寻求超凡入圣之路，即“当下一念之自反自觉”。但唐君毅又认为禅宗及明儒阳明学又将“当下一念，把握得太紧，不肯放开去说。”而唐君毅先生的著述，则先要“放开去说”，然后再“收摄说”。“放开说”则通于西方哲学的诸多问题；“收摄说”则会通阳明学的“良知”与禅宗的“向上一机”。

　　自熊十力开始，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治学途径，都是重在会通。所谓“会通”，即“已有正见而旁通博采”。故此，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有“会通中西印”的气魄。但是否需要用西方哲学说开去，现代新儒家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与熊十力并称为“现代儒门三圣”的马一浮、梁漱溟，都对此不以为然。1958年，熊十力在给梁漱溟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作书，确是要以哲学的方式建立一套宇宙论。这个建立起来，然后好谈身心性命切实工夫。我这个意思，我想你一定认为不必要，一浮从前也认为不必要，但也不反对我之所为。”

　　正如张云江指出：“熊十力修养而证会本体，‘智入而极于仁守’之可矣，何必由‘仁守’一定要且又如何发之为一种哲学知识的言说呢？这也曾是困扰唐君毅的一个问题。”现代哲学家张东荪曾经批评过熊十力，西方人所求是知识，东方人所求是修行，这是两套不同的体系，为何要扯到一起呢？但熊十力认为，“若于中国学问痛下一番功夫，方见得修养原不必摒除知识，知识亦并不离开修养”。这种“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很容易让人想起基督教神学家长期讨论的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话题：“真哲学即是真宗教”，“信仰寻求理解”。而新儒家则是一种道德本体的诠释学。如果用“五四”之后，科学与玄学之辨的视角来看，玄学方向在于证会而得宇宙之浑全，科学方向在析观而得宇宙之分殊。唐君毅就是在此建立了自己“心通九境”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人的心灵朝向有三个大方向，即“主观境”“客观境”和“超主客观境”。这三境又再按照“体”“相”“用”的次序不同，各分三境，成为心灵九境。

　　张云江认为：“如果说佛教唯识学主要为民初学者提供了一种从感觉到知觉、再到本体的精深详审的哲学分析范例，可与西方知识论与逻辑分析方向相对接，那么，华严学则在哲学整体体系与思辨框架的构建方面予以当时很多学者以启发。”的确，佛教华严宗具有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蕴含“儒家骨骼”，也是新儒家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重要参考。正如当代哲学家劳思光对唐君毅的评价：“与其说他受黑格尔的影响，不如说在最根本处还是受华严宗影响。”唐君毅的理论框架，都是一层层铺陈，再一层层收回，与华严学的思维结构和框架十分神似。

　　张云江的《唐君毅佛教哲学思想研究》是以其博士论文《大乘佛学的融摄与超越：论唐君毅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哲学诠释》为基础，该博士论文曾获“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张云江的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曾经提出过“理论越界”与“理解越界”的问题，即一个佛教哲学概念原本是在某一思想整体体系之中的，如果被贸然安置在另一体系之中，便有可能“理论越界”与“理解越界”。佛教哲学对现代新儒家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唯识学对熊十力、天台学对牟宗三、华严学对唐君毅。甚至可以说，没有佛学的滋养，现代新儒家不会呈现出如今的面貌。那么，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越界”呢？应该说是的，许多佛教专业人士对新儒家关于佛教思想理解与诠释的准确性颇多微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好的方面来看，这种“越界”也是创新，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六经责我开生面”呢！

    原文链接：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7-02/21/content_118632.htm